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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有些官员写作文爱用豪华体?

  最近中央党校第16期县委书记研修班上,一名县委书记在毕业典礼上作为学员代表发言,题为《扬帆起航正当时》的发言稿语惊四座,进而流传到网络上,成为热门话题。

  真理的味道非常甜,知识的海洋非常宽,榜样的力量非常大,奋斗的路上非常美……

  三千年读史学习有归期,九万里悟道践行无穷期。把忠诚刻在心上,把担当扛在肩上,把落实抓在手上……

  在战略部署上扣扣子,在责任履行上担担子,在任务落实上钉钉子,一个方向、一个声音、一个步调,不搞选择、不搞变通、不打折扣……

  我们必须问需于民、问计于民、问政于民,与群众交心谈心、将心比心、以心换心、心心相印,做到民有所呼我必有应、民有所想我必有思、民有所难我必有解、民有所需我必有为……

  我们要…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,民生是第一目标,安全稳定是第一责任,脱贫攻坚是第一大事……

  我们要做到清清白白做人,干干净净做事,坦坦荡荡为官。要有真抓的实劲、敢抓的狠劲、善抓的巧劲、常抓的韧劲……“

  无独有偶,另一位隔三差五在中央报刊上发表文章的地方官员,也特别喜欢用豪华装修的文字,爱用排比,爱用对仗,爱开中药铺子一二三。比如谈一把手如何开展工作,他写道:

  要做到“任务面前不摇手,靠前指挥不甩手,遇到难题不缩手,精心施工不失手,面对诱惑不伸手,带好队伍不松手,功不告成不撒手……”

  这些话,用力过猛,形式远大于内容,说了一百句,等于一句没说。它是贿赂的变种:语言贿赂,是另类形式的腐败、另类形式的党八股。

  一名在基层工作多年的干部说:在他的记忆里,凡是会说的,一般做得都没有说得好。

  古往今来,夸夸其谈、巧言令色而误大事的例子很多。战国时期,赵国的将军赵括,自幼“学兵法,言兵事,以天下莫能当”,后来他实地领兵打长平之战,溃不成军,所率的40万将士被秦军俘虏活埋,自己也被敌方射杀。纸上谈兵这个成语,就是这么来的。

  为什么有些官员喜欢用豪华版文字呢?因为可以显示自己特别有水平。俗话说,人要衣装,在他们看来,文章如衣,以为自己套上了华美服装就是意气风发,其实大家看得很清楚:哦,原来没穿衣。

  费尽心思写美貌文章,可能还有下述心态:一是自恋文笔口才,有明星造势的冲动,二是紧追潮头,企望引起关注,能顺势上位。

  写文会写排比句、讲话会讲顺口溜,但未必就有真才实学。同志说过:“我们开会、作报告、作决议,以及做任何工作,都为的是解决问题。”而靠华丽辞藻堆砌起来的文章,是“空对空导弹”,讲起承,讲转合,看似磅礴有气势,实则虚无缥缈打太极,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。

  我们国家,上到党和国家领导人,下到市县、乡镇干部,工作务实、讲话为文接地气的官员有很多。

  解放战争时期,每年“五一”中共中央都会通过党的媒体发表社论。1948年“五一”前,时任宣传部门负责人的给中央发去电报:“五一节快到了,中央有什么屁要放?”

  生性幽默,喜欢开玩笑。平时爱说“有话就说,有屁就放”,于是就信手拾起。据说周恩来接电后笑了:“这个小廖,吊儿郎当的!”中央五大书记看完电报更是大乐。

  笑归笑,电报却引起中央高度重视,随即发布了具有历史意义的《纪念“五一”劳动节口号》,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政治主张。在诙谐欢快的气氛中,“五一口号”迅速形成,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大反响。

  当年论派,曾形象地说:派不是一根头发,而是一把头发;论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说:我是一个木匠,木匠是玩斧子的,斧子不听话我要你干嘛?

  党内大才子、福建原省委书记项南,曾亲自动笔给《福建日报》写社论,连标点符号在内,从头至尾只有122个字(不到今天一个微博的字数):

  有些问题群众看得很清楚,干部也有很多议论,问题的性质已经非常明白,但就是处理不下去,而且长期处理不下去,为什么?

  这篇社论四两拨得千斤重,清新质朴,无一字难认,无一处难懂,众望所归,获得1982年全国“好新闻奖”。

  新形势下,“扶贫要用绣花针功夫”、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、“打老虎”“拍苍蝇”等等,都是来自民间的平实语言,习总书记吸收之,运用之,挺好。

  一位在田间地头卷裤脚成长起来的县委书记,熟悉基层情况,了解百姓所思所想,他说:“苍蝇从我面前飞过,我也能认出是公的还是母的。”

  一名村干部这样宣传男女平等:“谁说面条不是饭?我看面条也是饭,妇女也是人!”

  这些说话接地气的实干者,语言朴实无华,是源于实际工作中摸爬滚打出来的自信。官员若无底气,心就发虚,就只能靠趴在书桌上翻书“掉书袋”,文章就踏了空。正所谓:人若哄地皮,地就哄肚皮。

  一百年前,李鸿章自嘲是“大清的裱糊匠”,意即他把房子的外表打理得好看就行,至于地基是否牢固,房子是否坚固,他不管。

  文风从来不是单独存在的,是党风和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正如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梁衡所言:“当我们惊呼社会上出现某种文风时,它早已跨山越水,穿堂入室,成了气候。”

  所以,裱糊就成了某些官员的习惯性动作,融化到血液里,渗透到骨髓中。连锒铛入狱的官员写忏悔书,依然追求字字对仗、句句排比,如秋空的大雁,“一会排成一字形,一会排成人字形”,语不惊人死不休。如最近“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”中展出的某正部级官员的忏悔书手稿:

  “我感到了痛,深及肺腑;我充满了愧,无地自容,我无限地悔,肝肠寸断。我诚恳地向组织认错、悔错、改错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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